茅玉麟
  每当想起父亲,泪水便模糊了双眼。在他晚年直至弥留之际,我朝夕陪伴着他。如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,勾起我无限的哀思。回想起父亲晚年经常对我们讲起自己总结的人生哲语:“人生一征途耳,其长百年,我已走过十之八九。回首前尘,历历在目。崎岖多於平坦,忽深谷,忽洪涛,幸赖桥梁以渡,桥何名欤?曰奋斗。”
      父亲科研成就卓著,爱国爱民,奋斗一生。早在1919年,他在美国卡理基——梅隆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《框架结构的次应力》就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。该文的科学创见被称为“茅氏定律”。远在三十年代,父亲建造了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、公路两用桥——钱塘江大桥。
父亲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教育家。他生前做过五所大学的教授,两所大学的校长。两所学院的院长,他的教育思想曾受到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赞誉。晚年,他更加关心青少年的成长,用更多的时间致力于科普事业。他曾说:“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,应该让孩子们先通过。”他不辞辛苦,呕心沥血,引导青少年爱科学、用科学,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。据我统计,仅在1978年到1981年里,年过八旬的父亲先后为孩子们作了三十多场报告,到会听众达六万余人。他还在全国各报刊、杂志为青少年写了二百多篇科普文章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  父亲的客厅,不时接待一批又一批少先队员。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“我们的茅爷爷”。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经常给父亲写信。父亲总是逐一亲自答复。在青少年众多的来信中,最使父亲感到高兴的,莫过于他的故乡——镇江市中、小学生的消息了。当他从《镇江科技报》编辑部送来的影集上,看到家乡的孩子在《学习茅爷爷,从小立志攀高峰》的口号下,在全市掀起了一个“讲科学、用科学、学科学、爱科学”的热潮,并配合学习,建立了许多科技小组,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成绩时,他激动不已,兴奋地说:“这太好了,孩子们的心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,只要我们充分地启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,就能使他们在德、智、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”。1984年4月,父亲到镇江开会。会后他专程来到镇江二中看望全体师生。他满怀乡土深情地说:“我过去总想见见家乡的同学们,今天如愿以偿了。师生们热情地接待了父亲。在休息室里,他兴致勃勃地听了学生代表的汇报,看了该校几年来在课外科技活动方面获得的成绩,并一起合影留念。
      父亲致力于桥梁事业,成绩卓著。同时,他也苦心经营着另一种桥梁建设:即在海峡两岸架设文化、学术交流之桥;在祖国同海外华侨之间架设学术交往和科学技术引进之桥。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,他说:“1948年,我作为中国工程师协会会长,到台湾主持年会,许多同行都说在台湾住不惯,想回老家。他们是抗战后去的,那时才去二、三年,现在都三十多年了更会思念家乡。他们在台湾都是有影响的人物,我们通过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多做工作,同他们在文化、科学技术上互相交流,建起这样一座桥,我想会收到效果的。在这座和平统一大桥动工之前,海峡两岸的同行至少可先修一座引桥“。
     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,父亲曾不顾年迈体弱;两次远渡重洋,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。针对很多海外赤子“楚材晋用,报国无门”的忧虑,父亲说,现在可以通过中国科协同美籍华人联系,把他们先进的学术、科技成果引进祖国;打开他们报效祖国的大门,在太平洋上建设起这样一座引进桥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  1987年10月12日,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鲜红的党旗,92岁的父亲高举右手,一字一句地宣誓入党。他那苍老而捎带嘶哑的声音,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。统战部负责同志高度赞扬了父亲。他说:“茅以升同志是与我们党长期合作,‘肝胆相照,荣辱与共’的老朋友。在解放前,茅以升同志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威胁利诱,同情支持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。新中国刚成立,茅老就提出并宣传‘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’这样一个重要而正确的观点。三十余年来在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、九三学社的活动中;在铁道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岗位上,茅老拥护党的领导、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,与党忠诚合作、坦陈己见,积极工作,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、普及科学知识,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父亲也作了简短而热情的发言:“我的前半生,自诩‘无党派’、‘超政治’,是一个一贯崇尚‘科学救国’、‘工程救国’的民主主义者。抗战胜利后,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,摧残民主,投靠帝国主义,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,才能救中国。今天,是我一生中最光荣、最难忘的一天,我入党了!”
      父亲的晚年,始终没有停止过工作,真可谓“老骥伏枥,壮心不已”。可是,一次意外的事故,使他开始了病榻生涯。因感冒发烧住院治疗。那时正召开党的“十三大”。他执意要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。是啊,这是他第一次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党代会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
  11月1日,是大会闭幕式。父亲一早起床,七点多钟便坐在沙发上准备出发。但这天的天气不好,大风、降温。我便在家中给父亲打电话,劝他不要去开会了。可他说什么也不听,几乎在电话中与我吵起来:“今天并不冷!只是有点风;我多穿点衣服,怕什么!”我不敢违背他的意愿,便说:“好吧,我马上就来。”就急忙赶往医院。谁知,等我赶到医院时,他身边已围满了医生。说是在上完厕所回到沙发上的几步路中,忽然跌倒。发现摔后“左腿股骨颈骨折”。但他自己还说:“没关系,一点也不疼。可惜今天参加不成党的会议了,唉!”医生让他上床休息,他勉强答应,并悄悄对我说:“医生走了,我就起来。”万没想到他这一躺,便是两年。
      我心中无限内疚,如果我早上答应他去开会,或许他不会因心绪烦乱而跌跤,即使出去着一点凉,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。
      当晚,父亲便开始昏迷,体温升高、血压下降,心律不齐……。连续几天,每况愈下,输液管,氧气管、胃管、尿管、全部插上。主治医师通知我们准备后事,并报党中央、国务院“茅以升病危”!
      正在危急时刻,有人告诉我,有位气功大师严新,专治疑难病症。我通过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严新取得了联系。来到他住所,屋里人很多,都是来看病的。严新医师使劲推了几下脑袋说:“你父亲的病很重,我尽力而为,他主要问题在头上。”我听后很奇怪,父亲现已病危,怎么说问题在头上?严医生给我倒了三杯水,叫我喝下,我接过杯子,一饮而尽。接着他又开了几付药,告诉我吃法:“一天一付,每付煎六次,一天吃六顿,吃药前后各做十分钟气功(双目微闭,想着父亲最健康、最高兴的时刻),每日下午六至七点钟,烧三炷檀香。”当时父亲已不能自己吃药,严医师是要我代父吃药。临走时,他又抓了几把“山里红”,要我每天吃几个。我一一答应。最后他告诫,既然吃他的药,就一定要相信他,心诚则灵。回到医院,见父亲仍在睡觉,只是病情没有恶化。从这天起,我按严医生嘱咐,按时代父吃药;同时院方仍积极抢救,双管齐下。奇迹出现了!父亲的病情逐步稳定、好转。半月后化验数项指标趋正常,人也清醒了。11月26日,开始自己吃流汁了。我好开心啊!
父亲恢复健康后,头脑有时仍有些不清楚,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时而会说:“小林,我们准备开会去了,看看车子来了没有”;“小林,我要回家了”;有时说要回镇江,有时说回南京。见此情景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我知道他这辈子再也不能回家了,但不忍伤他的心,便说:“好吧,等您再养几月,我们一起回去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  
  父亲身体虽然好些,但左腿已不能站立行走,只能坐在轮椅上,由我们将他推到楼道或阳台上,在那里父女俩度过一段愉快、难忘的时光。父亲每日卧床,只是在午睡后起床三、四个小时,或坐在轮椅上,或坐在沙发上。每次起床,他都哼着小曲,很高兴。有时我一边给他按摩,一边与他交谈。我说:“爸,现在您还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吗?”他笑笑:“不好说。”我笑着说:“一定是忘了。”他哈哈笑起来。我常沉浸在这段充满喜悦的回忆中。但有时也使我心酸难过。
      父亲平时饮食很随便,从不挑食,每天早餐都是玉米糊、牛奶、蜂蜜、鸡蛋,数十年如一日,有时也吃点零食。可最喜爱吃的是咖啡、牛肉干、花生米。从外面买的花生米有时不如宴会或招待会上的好。有次招待会后我就包了些剩下的花生米,第二天给父亲吃时,他连说好吃,问我是从哪买的。党得知是我从招待会上“偷”的,他便哈哈大笑说:“这多难看,下次不可以罗。”有一次,我推着父亲去散步,他说饿了,想喝点咖啡。我赶紧给他冲了一杯,父亲尝了一口,就说:“不好吃,难吃!”我心里好难受,父亲因久病味觉已变,想吃自己喜爱的东西,却已品不出味来。就这样,父亲吃了两年“没有味道”的饭菜。
      父亲住院两年间,每逢1月9日(他的公历生日),邓大姐、李先念主席、康大姐等党和国家领导都要送来花篮和大蛋糕。全国政协、全国科协、九三学社、欧美同学会、北京科协、国务院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同志也都前来祝贺。这一天,父亲总是十分高兴、精神抖擞,头脑也格外清楚,与客人交谈亲切自然,且询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。每当这时,我们也最担心,怕他劳累过度。1988年春节前夕,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专门来看望了父亲。父亲很是感动。
        
  父亲住院期间经常患呼吸道感染,但在大夫们精心护理下,都很快痊愈。1989年9月11日那天,我未到医院,听说父亲有点发烧。大夫查房后给了些药,似乎问题不大。但从这日起,父亲的病情时重时轻,一直恢复不了。咳嗽、痰涌、气喘、发烧始终折磨着他。尤其当他自己不能咳痰时,就用吸痰器吸痰,十分痛苦。他清醒时便说:“真逼人”。接着,又发生吞咽困难,不得已,又插上鼻饲管。一天,他突然对我讲:“我要走了。”我以为他又在说胡话,边热牛奶边问:“您又要到哪里去?”他以责备的口吻说:“唉,这还不懂,就是我的病好不了!”尽管一种不祥之兆向我袭来,但我仍安慰他说:“别瞎想了,您的病基本上好了,只是在恢复阶段。”他听后,又笑了。但从此。我心头便压了一块大石头。
      从10月24日起,病情逐渐加重:咳嗽、高烧不退、腿部浮肿,又胃出血,所有的管子又都插上了。到了11月10日,病情更加恶化,血压下降。低压到过20,只得靠升压药来维持。由于禁食,血管壁失去了弹性,输液针头难以插入,护士们头上冒着汗珠,一针又一针地,最后勉强扎入。针针似乎都刺在我的身上,真心疼啊!真恨不得这些病都生在我身上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便跑到楼道里想摆脱一些痛苦,但想到父亲仍在里面受煎熬,又转身奔到床前陪他。这几日,我寸步不离,握着他滚烫的手,凝视着他那生命线(输液瓶),阴云笼罩着我。父亲的脸似乎有点变形了,我知道,这又是一个坏兆头。我不停地给他换冰袋。听到他喉咙里的痰呜声,我就拿起吸痰器,给他吸痰。
      11月12日,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;心律从44次至170次乱跳,胃大量出血,无尿,高烧,房颤……随时都会增加新的症状。我思想几乎麻痹了,只是呆呆地坐在他身旁,握着他那滚烫的手,默默为他祈祷。下午2点45分,值班大夫忽然喊道:不好,血压下降,心律过慢,准备抢救!我被惊呆了。看着医生、护士们拿着各种抢救器械对着父亲,我的心都碎了,失声痛哭起来……3时整,我看到心脏监视仪上的那颗乱跳的小绿蝌蚪不见了,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绿线……
      就这样,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四度春秋的坎坷人生之旅。是啊,桥,倾注着他全部心血和炽热的情感;桥,凝聚着他出众的才智和献身精神;桥,赋予了他美妙的瞎想和对未来的憧憬……诗人常把天上的彩虹喻为人间的桥梁,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,化作了彩虹,永留在人间。
(作者系茅老最小的女儿、中国科技馆工作人员)